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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偉林:雙重視角看鄉村——評黃佩華小說《鄉村大廚》

      雙重視角看鄉村

    ——評黃佩華小說《鄉村大廚》

    ◎ 黃偉林(壯族)


    近十多年來,壯族作家發起了一場“重返故鄉”的行動。所謂“重返故鄉”,大概是這些已經離開了故鄉的壯族作家,重新回到故鄉,或體驗生活,或重溫鄉情。我也有幸參加了幾場“重返故鄉”的活動,閱讀了多篇“重返故鄉”的主題散文,這些主題散文大多敘述作者與故鄉的關系,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壯族作家與他們生活的鄉土之間的那種血脈相連。


    有意思的是,這種“重返故鄉”的活動對壯族作家的創作確實產生了影響。最典型者莫過于凡一平,凡一平雖然出生成長于壯族山村,但很長時間,甚至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基本都是書寫城市題材的,有一段時間甚至被納入城市書寫的“新市民寫作”,然而,自從有了“重返故鄉”活動后,鄉村書寫在凡一平的創作中實現了“逆襲”,“上嶺村”系列小說的影響,大有超越《尋槍記》《理發師》《女人漂亮男人聰明》等作品的勢頭。


    黃佩華與凡一平情況并不相同,他是一個執著于書寫壯族鄉土的作家,長期在壯族歷史與現實之間徘徊。不過,他最新的短篇小說《鄉村大廚》,仍然給人某種“重返故鄉”的意味。因為,這個小說書寫的平用寨,正如凡一平書寫的上嶺村,都是他們真真切切、土生土長的家鄉。不過,黃佩華這次寫平用寨,似乎與他過去寫家鄉不太相同。過去,黃佩華大都寫的是老年人、中年人,這回,他寫的卻是年輕人。


    說年輕,其實已經不年輕了。小說的主人公李元生已經三十五歲。這個年齡的人,在過去的小說里,應該已經是有擔當的中年人了,但在《鄉村大廚》這個小說里,李元生給人的感覺卻是一個年輕人。


    為什么會給人這樣的感覺呢?


    是不是因為李元生尚未結婚?是不是因為李元生尚未有自己的事業?應該有這樣的因素??鬃釉唬喝?。既未成家,又未立業,如何能夠算是有擔當的中年人呢?


    還是讓我們看看小說中的李元生吧。


    說起來,黃佩華已經是一個技法嫻熟的小說家了。他的小說敘事已經有點舉重若輕的感覺。整個小說采用的是李元生父母李金光夫婦看李元生的視角,而且有欲揚先抑的意思。


    從李金光夫婦的視角,我們看到,李元生賣掉家里兩頭大肥豬之后曾經失聯一個半月,回家后的李元生穿的是一套白制服,原來的染黃長發也變成了板寸頭,而且一回家就睡了兩天。兩天后李元生開始給他的狐朋狗友阿牛阿昆阿毛打電話,聚到一起后對李金光提出的要求竟然是又要宰殺家里最后那頭大肥豬。隨著敘事的進展,我們得知李元生殺豬為的是參加即將來臨的八達鎮美食節。美食節上,李元生訂了一個鋪位,名字叫平用土豬香鍋。


    在八達鎮美食節上,李元生的平用土豬香鍋拿了美食節亞軍,并入選八達鎮十大傳統名佳肴。


    接下來,村委會主任來找李元生為那桐寨掌勺長桌宴,李元生與他的那群狐朋狗友接了這個活兒。然后,李元生又連續為周邊村寨做了十多次大廚,他創新制作的全羊宴和土酒火焰鵝新吃法令人驚嘆不已。


    由是李元生鄉村大廚的聲名遠播,引來了省城搞農業開發投資的張董事長,陪同者恰是李元生的童親黃家阿花,阿花考上大學后離開鄉村自然解除了她與李元生的婚約。張董事長先是想請李元生做她的私廚,聽說李元生想開一家廚藝公司后,又欣然表示入股投資。小說的結尾是李元生并未立刻答應張董事長的要求,他還要想想。


    整個小說讀起來輕松愉快,是個喜劇。這個喜劇與我們今天的主流導向很合拍。作為父親的李金光有一手竹編手藝的絕活,是竹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作為兒子的李元生從城里學來了一手好廚藝,有了市場開拓的可能性。鄉村的物質資源和非物質資源都得到城市的“青睞”。如此看來,黃佩華的“重返故鄉”就有了“鄉村振興”的意味。李元生這個鄉村大廚的故事,也就匯入了當今新時代的宏大敘事。


    然而,這只是作品主體敘事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作品還有非主體敘事的一面。


    李金光夫婦共兩兒一女,大兒子早年到南寧打工,和當地的一個賣菜女子結了婚,整天忙于打理小生意,兩三年不輕易回來一次。小女兒人長得好,八年前沒讀完高中就跟一個浙江老板走了,逢年過節能收到她寄回來的一些錢物,人卻未曾回來過一次。李元生本來也是去打了幾年工的,可是換了不少地方,都因為脾氣差,動不動就跟老板頂杠,和工友也合不來,干不了多久就走人。最終還是回到了老家,整天不是蒙頭大睡就是和兩個老人大眼瞪小眼。


    李元生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因爬樹摔壞了腿,成了殘疾人,李家也因此家道中落。李元生與本來有腿疾的黃家阿花訂的親,也因為黃家阿花進城而終結。李元生因此成了娶不到老婆的光棍漢。關鍵在于,平用寨像李元生這樣的光棍漢還有不少,他的狐朋狗友阿牛阿昆阿毛沒一個娶到老婆。小說有一段陳述:


    平用是個不大不小的寨子,祭山神的時候名頭就有一百五十余戶,逾六百人口。除去外出務工的人員,經常住家的也還有近四百人。然而在這樣一個寨子里,像元生這樣尚未婚配的男子竟有不下五十人。男人們打光棍的原因多種多樣,不過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無人可娶。平用這個地方有點怪,女孩子都特別愛讀書,而且成績一般都比男孩子好。她們一旦上了高中,幾乎都能上個高職高專以上的學校,進了高校就幾乎留在了外面,不再回村里了。而進不了高校的男孩們一部分選擇了去打工,一部分則去讀中職,畢業后進了企業公司,另一部分則留在村里,或照顧老人,或耕田種果。天長日久,男孩們漸漸都長成了男人,娶不上女人的就成了光棍漢。


    六百人的寨子,竟然有五十多個中青年光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雖然小說在主體敘事給人輕松喜劇的感覺,但其非主體敘事以及沒有感情色彩的數字,卻透露了鄉村衰敗的現實。


    一方面是鄉村的“逆襲”,主體敘事前景光明,小說感性內容逸興飛揚:李金光的竹編手藝得到政府的獎勵,李元生的大廚技藝得到市場的看好;另一方面是鄉村的衰敗,非主體敘事現實堪憂,小說理性內容沉郁頓挫,稍有能力的人紛紛逃離,留守鄉村的多為劣汰男性。這是否是作者內心的分裂:他看清了鄉村的現狀,卻試圖遮蔽和粉飾?然而,這種看似矛盾分裂的景象,卻造成了小說敘事特有的張力。兩極化的呈現,使我們意識到今天的鄉村既有忍辱負重的現實,也有千載難逢的機遇。


    我們讀過多少當代鄉村題材的小說,《創業史》《艷陽天》《金光大道》,我們得到過多少承諾,我們寄托過多少希望,然而,那些金光燦爛的小說敘事,并沒有帶給我們金光燦爛的鄉村現實。


    今天的中國鄉村確實面臨一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40年的改革開放,一方面使中國的城市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另一方面,在將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同時,也使土地受到了極大的漠視和歧視。與其說李元生是一個鄉村大廚,不如說李元生就是中國鄉村本身。正如前文所說的,這個35歲了還給人年輕感覺的農民,這個年輕包含的是尚未成家立業的意思,而不是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那樣的朝氣蓬勃。事實上,對于尚未娶妻生子的男性而言,35歲的年齡多少帶有某種遲暮之感。35歲尚未成家立業,而且曾經挫折行走不便,但突發感悟掌握了大廚手藝,事業有了發達的可能。這是否正是中國鄉村現實的象征,在歷盡滄桑之后,他負重前行,雖然有政府和市場的助力,但是否能夠真正實現鄉村的逆襲?


    小說結束在李元生面對城市入股投資誘惑的時候,表示還要想一想。是的,這個已經不年輕了的年輕人,應該不會再像昔日鄉村文學經典里的那些主人公那樣天真,他是需要好好想一想。而中國那廣袤而又千瘡百孔的鄉村,同樣需要一個冷靜、審慎、深謀遠慮的重新出發。


    刊于《民族文學》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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